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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后20年》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很快在全国读书界引发了“陈寅恪热”，并带出许多话题：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还有陈寅恪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此书遂成为90年代三联的“标志性读物”之一。

《陈寅恪的*后20年（修订本）》这本书的一个好处在于作者翻阅了很多档案，找到了原始文件，根据大量珍贵的档案、访谈和文献等*手资料，在书里澄清了很多历史疑问。第二个好处在于，作者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写作，从20世纪中国文化的传承角度来理解陈寅恪，写出一部以揭示传主生存状态、探索其内心世界为主题的个性鲜明的学人传记。书中一大批与传主有交往的各色知识分子之命运也有明晰的描写。

此次再版，作者对全书做了全面修订，在订正讹误之外，特别针对近年发现的新资料、新研究，做了几十处的增补删改，也增加了作者本人对一些问题的深入开掘。

新版前言

前 言

序 南 迁

章 陆沉下的抉择

第二章 南土的温情与生命的积淀

第三章 晚年人生的轮勃发

第四章 向北京关上了大门

第五章 磨难终于启幕

第六章 年：一个罕有的春天

第七章 欢乐走到了尽头

第八章 风暴中的孤寂者

第九章 “今日吾侪皆苟活”

第十章 哭泣的年

第十一章 劫后余绪

第十二章 草间偷生

第十三章 今宵相逢

第十四章 中国学人的悲歌

第十五章 一段昙花一现的日子

第十六章 暮年“膑足”

第十七章 今生所剩无几日

第十八章 挽歌已隐约可闻

第十九章 长 夜

第二十章 陈寅恪之死

第二十一章 身后是非谁管得

第二十二章 绝 响

主要参考书目

陆键东，广东南海县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明末清初史事、近代岭南文化演进史等课题的研究。2007年，受邀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2010年，获聘为法国人文科学之家、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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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冬日，依旧萧瑟、落寞。寒风中的皇城默然沉寂。对于凝聚了千年燕云皇气的帝都来说，即使是世纪之变，也不过是在它厚厚的城墙上刻下了几缕风霜。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冬季。1948年的北平，以它天朝的气度，无声地目睹着一场改朝换代的世局嬗变。

事实上，外面的世界要躁动得多。西山的红叶刚刚落尽，11月刚过去九天，东北地区四十七万国民党军队便被共产党全部歼灭。而在此之前，这三十多个师的精锐部队还被当局倚为“兴党兴国”的栋梁。几乎是与此同时，另一场同样规模的大决战，在中国的华中大平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当很多人尚未来得及思考这场生死大决战对人生会带来什么影响时，时局已如决堤洪流，一泻千里。11月，被称为“夫人”的宋美龄匆匆赴美，欲重温六年前在美国国会大放东方夫人异彩的旧梦，以求美国对蒋介石援手，无奈今非昔比，竟一无所获。12月底，国民党另一精锐主力杜聿明集团被围在河南永城一带小小的陈官庄。被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压制了半生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先后通电，乘机要求蒋下野。在接着到来的新年元旦，蒋介石极不情愿地发表文告，放出愿与共产党商讨恢复和平具体方法的空气。谁料话犹在耳，陈官庄阵地在元月10日便被攻陷，徐州“剿总”指挥官杜聿明被俘。至此，五十五万国民党精锐之师永远消失。十一天后，蒋介石含泪再发“引退”文告，并于当天飞离南京，随即返抵老家溪口。

短短两个多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历史在高度浓缩后的瞬间释放，显得分外辉煌！

在北平，则缺少这类戏剧性的场面。甚至枪炮的硝烟也无法驱散那无形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氛围。其实，在1948年的11 月下旬，数十万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已完成进攻平津等地的部署。12月上旬，便包围了平津一线国民党华北“剿总”辖下的五十万大军。“围而不打，耐心等待”，与其说这是当时北平真实的态势，倒不如说这是决战双方出于对文化的一种敬畏。

在这个不平常的冬季，北平西北郊美丽的清华园，老早就隐约可闻枪炮声，但实际上直到12月13 日，这所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学才作出自即日起正式停课的决定。15日，清华园一带，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所以，清华大学成为北平早迎接另一个时代的地区之一。

“国共”双方对北平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文化的竞争。在“戡乱剿共”的数年间，国民党军队几乎场场大仗皆败北，但有两场“战役”蒋介石却似乎得分：那就是在政权临近崩溃时，蒋介石如愿地抢运出大量的黄金白银及外汇，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精品迁移台湾；另外将一批在学术上已有建树的知识分子接出大陆。有史可查，光是1949年初经当时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抢运出的黄金便达数百万两之巨[1]。也许靠了这一批硬通货，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才得以立稳根基。故台湾国民党人视俞鸿钧为对台湾经济建设有重大贡献的人物。

比起黄金白银的抢运，“两院”[1]文物的大搬迁与“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则要早得多。远在“国共”两党在东北及华中等地大决战之时，受蒋介石旨意，傅斯年、王世杰、朱家骅、杭立武等人以“两院理事会”名义，决定将“两院”的文物精品悉数装箱迁运台湾。究竟装了多少箱？笼统的说法为五千多箱，光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即达二十多万件[2]。千里长途搬移，竟然一件不损，也堪称世界文物搬迁史上的一个奇迹。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成千上万件文物精品重现世人眼前。

重点在北平的“抢运学人”计划，悲壮的色彩要浓一些。当时的北平，国内的一流大学云集，时局的动荡，对于不少标榜“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学府影响不大。直到兵临城下，危城被围得铁桶一般时，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1948年12 月15日，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集学人兼具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抢运学人”的序幕。

胡适登机十分匆忙，在他城内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他数十年来与友朋间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他大概没有料到，二十年后，其中的一些信竟成为他早年得意的学生吴晗的一大罪证。胡适匆匆永别北平，可见当时局势之紧张。

胡适的作用也许太大了。飞机在当天下午六时三刻降落在南京的飞机场，当时国民党内主管文化的高官，如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杭立武等人亲到机场迎接胡适，握手寒暄，致以慰问。

胡适的风头，令人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以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竟是在这样的局势与情形下，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诸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运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足有资格批离开北平。和胡适一样，陈寅恪在这个冬日离别北平，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一直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这一年他五十八岁。距他经过八年抗战颠沛流离生活后重返清华园不到三年。

从此，陈寅恪开始经历另一个时代的漫长人生。二十一年前，他的挚友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里的昆明湖，他曾为王国维撰写纪念碑文。正是在这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王国维的生命在陈寅恪的笔下获得了超越——“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1]。十九年后，陈寅恪离别北平，他将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对人生与文化作一种独特的阐释。而这种阐释，在他身后益发见其意义。

六天后，也即1948 年12 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与梅氏同机抵达的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对着记者，梅贻琦说“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2]。言下之意不胜唏嘘。第三日，梅贻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长。不久，梅辞谢*长一职，说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感到有愧云云。

到此，国民党大规模抢运北平学人的计划搁浅。梅贻琦不愿意正视这样的现实：相当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逃离北平。

陈寅恪也不愿意。

据曾受业于陈氏门下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回忆[3]，北平被围之初，曾任过北京大学教授的陈雪屏，受*的委托数次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开北平，为陈坚拒。理由倒很简单，其时陈雪屏已任国民党的青年部长，官方政治味道甚浓。陈寅恪之所以愿意和胡适一起离平，首先与胡适更像个学人这一点有关。六年后，胡适的思想在大陆受到猛烈的批判，外人根本无法知道这位与胡适同一时代的人对胡的臧否，但从陈寅恪愿与胡适同机离平这一点，则大致可窥知陈寅恪对胡适的印象。

陈寅恪离开北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将大女儿带离北平，他不愿意爱女更深卷入其时在北平高校学生中已成时尚的“学生运动”[1]。陈寅恪一生羁旅漂泊，幼年起便随家人辗转于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十二岁便东渡日本游历，随后十数年漂泊于美国、德国及北欧等国家地区，直到三十六岁才栖身于清华园。但安稳的书斋生活不过十一年，四十七岁时便因抗日的烽火再次饱受生命迁移之苦。短短八年间，他或携妻带儿或与友朋流离于长沙、香港、昆明、桂林、成都、英国等地。所有的流离之苦，已转化为兴亡之叹，其体味早已超出了生命痛苦之感而具有文化盛衰之蕴。在1945年抗战胜利即将来临的前夕，陈寅恪写下《忆故居》一诗[2]，有句云：“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诗句对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表达了无限的怅然与苍凉。

再一次流离，不仅仅是一次生存的选择，还是一次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选择！

所以，虽然带着弱质妻女，自己又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但陈寅恪这永别北平，相较于一些被“抢运”者，走得还是相对从容。例如比起胡适，陈寅恪不仅能将全家带出[3]，还能将托运书籍等琐事安排妥当，一些已经写成的手稿还能安然带走无遗落。这显示了陈的一家早已惯于漂泊。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非是文人的陈寅恪，竟在匆匆乘飞机的途中迸发出这样如杜鹃泣血般的诗句，可见当时陈寅恪心头悲鸣之深！

飞离北平的陈寅恪，究竟想在何处栖身？永远不甘寂寞的胡适，一离开机场便与陈寅恪告别。第三天，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出席了庆祝“北大”五十校庆的会议，声泪俱下地痛说自己“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傅斯年则慷慨云“共产党决不至支持长久，在其之后必有一伟大之‘朝代’”[1]。同一天晚上，在南京的蒋介石夫妇便把胡适招去，以祝贺胡适生日为名与胡作了长谈。二十九天后，胡适被聘为“总统资政”。其间，胡适多次往返上海、南京等地。书生纵有献策安邦志，怎奈枭雄如蒋氏者也回天乏术，无法抹掉依附性质的一介书生又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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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风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自检举风兴，人心之凉薄极矣。”

史心者，才学、通识、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得其一，已属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 。

陈寅恪很羡慕朱师辙的归宿。在 1951年送别朱氏择居杭州的诗作中，便与对方有如此相约——“他年上冢之江畔（寅恪先茔在六和塔后牌坊山），更和新诗结后缘”。两年后，陈寅恪咏《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诗中有后来被人引用得比较多的一联：“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陈寅恪最后有在杭州归终的打算，恐怕与朱师辙卜居杭州后有一个安逸的余生很有关系。

系里有一位留美博士生曾为陈寅恪读材料抄黑板干了一个多月，竟高兴地说，“能为陈先生读材料真是莫大的荣幸”。这话数年后被用作大批判的材料。

陈寅恪治学的博大精深，论述的缜密与旁征博引，吸引了校内一批教授去听课，出现了教师多于学生的现象。中国高等学府中公认的绝无仅有的对陈寅恪的一个称呼——“教授之教授”，五十年代再次在康乐园流传，其意为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此称呼三十年代已在清华园被传颂。

陈寅恪的生活开始形成这样的规律：上午至中午为固定的工作时间，下午休息，晚上为第二天的工作做些准备。

即使在这样刻板的生活中，陈寅恪的人生仍溅出令人惊诧的火花。下午与晚上虽为休息时间，但陈寅恪的大脑仍在高速运转：其一，回忆上午所进行的工作，发现错漏，第二天马上告诉黄萱补正；其二，对第二天要进行的著述谋篇布局；其三，在脑海中搜索以前看过的资料，如有欠缺，便派人查找。在这方面，才有时人“陈寅恪记忆力惊人”的说法。陈要核实所需资料，常常是告诉助手在哪本书哪一页便可找到，结果十有八九如他所言。

真难为了这位旷世奇才。在同一个时期同样从事晚年著述，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此时正不失轻松地与他的助手对着录音机在作人生的回忆与总结。

陈寅恪直到死也没有用上录音机。一为大陆当时很少有民用录音机，二为陈已养成他口述、助手记录的习惯。

但大脑日夜疲劳，也为陈寅恪带来痛苦不堪的烦恼，在晚年他已离不开安眠药。“文革”爆发之初，人们首先对陈寅恪要服食进口安眠药，浪费国家外汇进行“揭发批判”。很多时候，在夜深人静时陈寅恪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一觉醒来又忘记了，又要重新苦思冥想一番。陈寅恪晚年著述之艰，可见一斑。

六十年代初，陈寅恪享受一些副食品的补助，有人认为陈整天在家很清闲，不知陈寅恪是否听到了这些闲话，有天他突然对黄萱说，“其实我的脑子每一分钟都在思考问题”。八十年代后期，已迈入古稀之年的黄萱回首往事时，对陈寅恪的这段学术人生呼为“惊天地，泣鬼神”[ 据黄萱回忆。]。短短六字，蕴含着多少生命的雄伟与悲壮。

但历史的沉思。并不因郭氏兴趣转移而划上句号。这两位都无愧于现代中国史学大师称号的学人，他们在研究同一历史题材时所经历的不同遭遇，实令人叹息不已。

陈寅恪考证《再生缘》本末，所引史料与“考据”，主要凭脑海的记忆去检索，然后派助手到学校图书馆借阅，最劳师动众的也不过是请外地的学生帮助提供一些刊本。七年后郭沫若想弄清楚陈端生的一些问题，几乎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如1961年4月，在北京图书馆的协助下，郭沫若在郑振铎捐赠的藏书中找到了一本《再生缘》的“海内孤本”，郭即将其与流行的“道光刊本”核对研究。郭氏文章登出后，全国各地不断有人为郭提供新资料。

历史最容不得假设，但人类对历史做反思时往往最喜欢提出假设。如果陈寅恪拥有同样的研究条件，将会怎样？

至于郭沫若能够在半年时间不到的情况下，在一家全国学术界最为关心的报纸上，以“排炮”的方式对某一学术问题发表一连串文章，则更是陈寅恪望尘莫及的了。

以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应当有资格拥有最好的条件去做研究，其成果应当引起全社会的注目。但陈寅恪无缘得到这些，他走着一条孤寂的路。

编辑推荐

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潜心学问，不求显达，深为国内外学人敬重。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先生生命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先生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先生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这部也许沉重的作品，能给读者许多启示。

本书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

前言

       这是一部特定历史时期的著述，时代的不平，一代人的感奋，俱在书中历历可将近二十年过去，重读陈寅恪生平出处以及悲喜交织的故事，仍感震动，思绪难无声的历史一直在遵循着古朴的法则，百年中国，貌似几番陵谷，人世代谢，然的忧愁恰如川上逝水，无尽无涯。实际上我们一直活在自以为已成陈迹的历史中，从来未能割断与往昔的恩怨。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的后二十年》依然活在历史中。今天，相隔十七年，这部著作有缘重新刊布，它整体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历史文本，它还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笔者近年治学一些思考与心得，可见出一些新的学术积累。十数年来，陈寅恪已成为中国文化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有关陈寅恪的史料不断被发掘，本书这次重新出版，在一些史料的引用与订正上参考了这些新材料，即使没有引用，也作了相关的提示与说明。只是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包罗万象地概括历史的全部内容，限于本书固有的体例，著述的初衷，全书的结构一仍其初。《陈寅恪的后二十年》已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它已与一个历史时期紧紧相依，书中揭示的陈寅恪晚年的遭遇，乃是陈氏一生完备的关键部分。聊可告慰的是，任十余载风雨的摧折，书中所书写的历史，历岁月消磨，初步经受住了人世间的检验。这次新刊，增补之余，尚对原版一些冗词与错讹作了删削，个别尚有忌讳的史实，作了迫不得已的避讳；另又新加了史料图片若干。私心以为，新本尚有可观之处。至于本书是否仍合时宜，知我责我，则留待读者了。十数年来治学，可以这样说，吾侪将终身受益于陈寅恪。为着这次修订，再次打开陈氏文集，重温那些仿佛隔世的文字。这次阅读，却似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一幕幕鲜活的历史，读出一段段感人的人生——既是陈氏自己的，也是他所论述历史的。很为这种感觉而惊讶，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忽然就醒悟，陈寅恪是用精血浇铸他的文字的。文字里包含着历史，包含着从古通今的史识；同样，也包含着他良善的天性与丰富的情感——这些都直接决定了他对历史与

　　人物的评价。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字里，闪耀着“史心”与“人心”。史心者，才学、通识、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得其一，已属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关河累年，死生契阔。”回视人生，昔日惠我极多的前辈师长，大都零落殆尽。丰神疑在，人已云亡。他们已不及见修订后的《陈寅恪的后二十年》。而其中的一些长者，曾以慈爱倾囊相授陈氏生平功业。灵光岿然，昭示来者。二十年间，笔者就这样感受着中

　　国文化火尽薪传之道。行走在孤寂的问学路上，心中常萦绕着温暖，由此总对历史怀着敬畏，对前贤充满了感恩。很可惜，在内，限于资质；在外，困于世道，先哲们身后将坠之业竟接不得一二。看着那辈人渐渐远去，一代仪刑将成绝响，不由人欲效古人，嗷嗷痛哭！同样是在这十数年间，一直得到同道者的关怀与注视。长年来三联书店对笔者爱护有加，在一段风雨同路的日子里，它甚至提供

　　庇荫。这次本书新刊，尤其得到书店总编辑李昕先生、责任编辑潘振平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书店的孙晓林女士则从旁施以可贵的援手。此外，在岭南的陈寅恪女儿陈美延、陈氏的亲朋好友以及他们的后代，与昔年一样，无私地给予了许多帮助。二十年来，与这些长辈师友的交往，已成为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他们的缘分，益见纯粹。作为后学，在这奇变的世局，犹能领悟古书中所云“故家”

　　的余绪，并从中体味着于今已稀的“风谊”、“操守”等古义，这实在让人叹息不已。深而言之，因了陈寅恪，在人生一段重要的岁月里，犹能从古及今、从故纸堆到身历的时代，亲身体验何谓“故国乔木”，何谓文化灵魂，实为平生幸事。

　　自然，在知天命之际，能写下以上感受，这是读者对笔者的厚爱，也是历史的眷顾。为此，本人感愧之铭将以长怀！

　　陆键东撰于广州梅花书屋

　　2013 年2 月23 日

　　前 言

　　陈寅恪，一个对于当代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并非耳熟能详的名字，在世纪末回眸之际，却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还有那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这是一段很值得表述的历史。这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三年前，我徘徊于美丽的清华园与康乐园，欲寻觅曾深深扎根于这片沃土上那些先哲的伟岸身影，可惜一切都变得是多么的遥远。短短三四十年，历史已很淡忘，人也很淡忘。悠悠数十载，无论远观近看，人生的评说，仍是那样的朦胧，蓦然回首，恍如隔世。不过，有些人死了，但依然活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师，陈寅恪的灵魂已铸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陈氏此言，道出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动荡的大环境，也道尽在此环境下每一个有文化良知的学人那不可逃避的命运。每每诵读，历史犹历历如昨。百年前先哲们在世纪之变经历着种种的文化苦痛；百年后沧海桑田，新的一个世纪又将降临，然焉知今日吾侪宁不感受着与前贤相似的苦困？数年间，我在寂静的书房里和档案馆感受着窗外春秋数易。当近千个枯燥的日子在笔下轻轻地滑了过去，当全书后一个感叹号重重地划下时，止不住眼角流下了一行清泪。我不知我这样描述是否无愧于历史，是否对得起一位终身呵护文化若生命的学者。我只感觉到我一直活在这两者浓浓的慨叹之中几不能自拔……

　　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后，藉此机会向给予我很大帮助的陈寅恪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出版社编辑、热心人士，以及中山大学陈寅恪纪念室、中山大

　　学档案馆等部门致以衷心感谢！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本书不可能成稿和付梓。

　　陆键东

　　1995 年4月7日

书籍介绍

本书为陈寅恪先生后半生（1949-1969年）的传记。

陈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潜心学问，不求显达，深为国内外学人敬重。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述了陈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先生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先生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

这部也许沉重的作品，能给读者许多启示。

本书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