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研究 pmlz pdf mobi 地址 cbz 下载 epub 百度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主持人出书如雨后春笋。赵忠祥、白岩松、杨澜、敬一丹、何炅、汪涵等各知名主持人纷纷加入出书行列。本书从电视这个载体或媒介、电视主持人中心制、读者观众的粉丝经济、出版社的运营筹划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电视主持人图书畅销的机制，以及其成为一个重要文化现象的深层原因。

目　录

章 绪　论

节　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研究对象的确立

　　一、问题缘起与个案选择

　　二、言说语境与问题提出

　　三、研究现状、方法及意义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辨析

　　一、电视主持人图书与明星图书

　　二、电视主持人图书与电视图书

第二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生态

节　电视体制的变革与电视霸权

　　一、主持人中心制

　　二、收视率与节目品牌

　　三、电视的隐性霸权

第二节　出版体制的变革与畅销书

　　一、出版产业化

　　二、大众畅销书

第三节　消费时代的视觉文化与流行文化

　　一、读图时代的视觉文化

　　二、造星机制与流行文化

　　三、文化工业与单向度的人

　　本章小结

第三章　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的内在特性

节　电视主持人图书的类型特征

　　一、自传回忆录

　　二、个人随笔

　　三、节目实录

　　四、实用写作

第二节　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的本质特征

　　一、文学性

　　二、消遣性

　　三、符号化

第三节　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的社会表征

　　一、自省式的理性精神

　　二、自炫式的娱乐精神

　　三、媒介话语权与公共话语空间

　　本章小结

第四章　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的畅销机制

节　主体和名人效应：媒体实践者与媒体权威性

　　一、媒体实践者

　　二、媒体权威性

第二节　传播和品牌策略：出版社、电视台与新媒体

　　一、出版社的策划

　　二、电视台的宣传

　　三、多媒体的造势

第三节　受众和内窥驱动：幕后、内心和隐私

　　一、幕后真相

　　二、内心驱动

　　三、隐私爆料

　　本章小结

第五章　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的文化符号分析

节　符号的互释：影像和文字

　　一、媒介符号与书写符号的互释

　　二、影像与文字的雅俗共赏

第二节　权力的互馈：明星和粉丝

　　一、主持人话语权

　　二、粉丝参与权

　　三、媒介权力与身份认同

第三节　消费的互动：媒介与大众

　　一、媒介事件

　　二、媒介大众认同性消费

　　三、符号消费与欲望消费

　　本章小结

结　语

参考书目

　　附录1　电视主持人的素养

　　附录2　电视主持人的作品

焦敬华，河南安阳人，文学博士，现为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大众传媒文化。近五年在CSSC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多项、课题和省部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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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主持人图书既充满了普通人的人生感悟，更有着一代人青春的微观叙述、一个时代的个人注解，展示了一个普通人所不了解、不熟悉的世界。电视主持人本身是名人，具有一定的文化影响力。读者购买电视住主持人图书，既增长了见识，又满足了好奇心与成名想象；既获得了群体认同感，又满足了对时尚热点的追逐。

书摘插图

文化工业与单向度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电视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而存在，而是转变为生产大众文化娱乐产品的文化工业，并指出文化工业产品的突出特征是文化同质性和可预测性。在今天，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在垄断下，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

所有被强行划分开来的产品终都是相同的。洛文塔尔也认为文化工业产品是一种标准化、刻板定型、被操纵的消费品。艺术不再是马克思笔下的“自由的精神生产”，而是机械复制化的批量生产；艺术丧失了反抗与批判功能，而成为消费商品；艺术传播给大众的不再是自由、平等、反抗不公与极权等，而是适应、接受现实秩序。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研究侧重于意识形态批判。文化工业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当人们忘情地享受文化工业产品所带来的快感时，隐蔽性操控了消费大众的身心甚或潜意识活动。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进一步阐释了文化工业，认为文化工业提倡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工业产品通过自身携带的固定的消费态度和习惯以及某种智识和情感反应，将生产者与消费者愉快地捆绑起来，从而制造了消费大众的虚假性需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改善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得以极大满足，但这些文化工业产品对消费大众具有洗脑作用和一定的操纵性，促进了一种虚假需求，而这些虚假需求是一些特殊的社会利益群体对个人进行制约而强加于个人的需求。发达工业社会正是通过制造和满足这种虚假需求来左右人们的意识，支配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失去反抗力而与现存秩序一体化，发达的工业社会也变成了没有反对派的社会并可以包容一切社会变革，从而导致了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产生。文化工业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社会消费群体的政治想象与文化想象，也控制了大众日常生活乃至内心欲望，人们虽有被统治的压抑感，但单向度的社会与单向度的思想窒息了人们的灵感，使人们丧失了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人们只要有了闲暇时光，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工业化产品，甚至整个世界都要经过文化工业的过滤，这导致了公共领域集体行动的减少和日常生活的私人化。本应该通过工作和政治参与来获得自我实现与自我认同的人们，如今只能通过消费来实现，而且消费还成为个人社会地位的符号标记，成为一种社会区隔符号。消费认同让消费者有了归属性与认同感，但当消费并不是基于自我的需要而是出于习惯或怕被集体所排挤而进行时，消费者就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久而久之，就会否定自身的全面发展，成为单向度的人。

批判学派认为受众丧失个性、缺乏自我意识与理性精神，会成为一种训示型受众。“训示”一词由拉丁语转化而来，源自古罗马指挥官为调集军队而进行的演讲。其特征是，受众“反馈”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传播流基本上是单向的，媒体得以将“心理无知”强加给单维度的受众。接受分析学派则认为受众并非毫无自觉意识、无知的“乌合之众”，受众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解读，赋予媒体文本以新的阐释空间，具有一定的辨别力与选择能力。接受分析学派从正面解读了受众自身的品位与需求，认为流行文化不等于庸俗文化，是一种不同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文化类别。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波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提出：消费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而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纵行为。物体要想变成消费对象必须首先转化为符号。“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

文化工业被迎合大众需求的商业力量所掌控，以娱乐消遣为目的，因此，这种艺术创造的方式依赖于机械技术，产品内容和风格缺少艺术价值。文化工业产品是一种适合于大众品味的、快餐式的精神文化消费品。但波德里亚认为文化工业产品具有一定差异性，这种差异是某种微妙的、隐蔽性的等级制度的小边缘化差异，其主要功能是强化消费者社会地位的区分。如果一个公司员工佩戴了一块与老板同样型号的名牌手表，则会招致同事的非议，并可能会被老板解雇。这是因为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人人平等，但物品所代表的符号价值则是等级化了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进一步指出，对文化的消费也与一定的社会等级相对应。文化需求是社会教养和教育的产物，个人的文化偏好与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出身有一定关系，将文化资本运用到符号的消费中，文化消费品位就不单单是一个审美范畴了，还具有了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区分的功能。

大众传媒是社会沟通的一种单向的（传媒制作人→受众）形式，同时是一种主要的情感沟通方式，并能达到情感支持的效果。它通过各种节目或栏目传播某种理想、价值和情感，而给予观众或读者以某种情感支持，成为他们在休闲时间的情感和心理依赖。受众在消费大众传媒时，也在消费某种情感，重温某种价值。而情感和价值又往往成为大众传媒用以吸引受众的因素。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独特的时空性特点（不受时空限制、可感性强、更贴近观众等），使人们无须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娱乐和享受。电视娱乐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电视中琳琅满目的商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追求，家庭生活时间安排也越来越受电视播放时间的支配。越来越多的人“依恋”电视，足不出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服从或屈从于人与机器间的交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人员曾指出：“由于电视的普及，我们正面临着以活版印刷术为中心的文化向以电子图像为基础的文化迅速交替的现实。”单向性纵向传播的电视文化，占据了社会消费文化的主导地位，使工业社会出现了迥异于传统语言文字时代的“图像族群”，他们不加批判与思考地全盘接受电视娱乐文化，他们的思维习惯与认知态度也日益图像化，形成非逻辑性的、直观的、感性的、被动的图像性思维，成为单向度的人。

前言

电视主持人图书何以畅销？

1995年12月，赵忠祥的《岁月随想》拉开电视主持人出书的序幕。杨澜的《凭海临风》（1996年）、倪萍的《日子》（1997年）、敬一丹的《声音 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1998年）、吴小莉的《足音：吴小莉自述》（1999年）、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2000年）、崔永元的《不过如此》（2001年）、文清的《让心灵打个盹：央视著名主持人文清真情实写》（2002年）、陈鲁豫的《心相约》（2003年）、朱军的《时刻准备着》（2004年）、何炅的《好的幸福》（2005年）、王利芬的《对话美国电视》（2006年）、曾子墨的《墨迹》（2007年）、曾子航的《男人不说，女人不懂》（2008年），2009年的梁文道、沈星、李咏等，2010年的汪涵、蔡康永、王刚等，2011年的孟非、栗坤、闾丘露薇等，2012年的季小军、谢娜、朱丹、李响等，2013年的柴静、李静、戴军、郭德纲、陈伟鸿等。电视主持人图书接连登台亮相，凭借电视的高曝光率和多渠道营销宣传，主持人熟悉的面孔裹挟在书面文字间推向消费大众，造就了不同凡响的畅销数字，在各自出版的不同时期荣登畅销排行榜，掀起了不小的热卖潮。赵忠祥的《岁月随想》销量达108万册以上；倪萍的《日子》畅销量100万册以上；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均畅销100多万册；2001年崔永元的《不过如此》以发行量104万册收山；杨澜的《一问一世界》也创下逾百万册销量；陈鲁豫的《心相约》在“非典”时期的畅销保守数字仍有八九十万册， 2013年柴静的《看见》更是以150万册的印书量，创下新的畅销神话。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3年12月全国大众畅销书分析，《看见》整年（2013年）销售旺盛。自此，电视主持人出书渐成文化风尚，成为中国二十多年来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出版界颇有名气的“金黎组合”，一定程度上依托于电视主持人资源。他们策划过的书有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李咏的《咏远有李》、曾子墨的《墨迹》、鲁豫的《心相约》等。金丽红、黎波二人于2003年创立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秉承传播大众文化的理念，面向市场操作突出“时尚、实用”特色的畅销图书，成立至2008年已操作发行图书200余种，平均单品种销量达到19万册，销售码洋5亿元。他们明确打出“大众文化”的招牌，并以此稳稳立足于出版市场。

以上事例对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的阐发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至少触及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中所包含的这样几个层面的思考：电视主持人图书与电视节目等电视资源的关系，电视主持人图书作为大众畅销书的产业化运作，电视主持人作为媒介实践者与传播者的名人效应，观众粉丝的参与度，出版社的选题与营销机制，电视主持人的出书热潮之于大众文化的意义，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在消费文化与畅销书出版市场中的阐释意义与符号意义，等等。由此可见，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可以被看作一个出版界和图书市场中的象征性神话。而当代社会对于电视主持人出书的媒介聚焦与大量阐释渐渐意味着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已成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中颇具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从电视主持人出书这一媒介现象本身或许可以解读中国新时期以来大众文化和图书市场的发展和变化，这既是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本身的丰富性所在，也是中国当代出版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所在，同时，通过电视主持人图书，可从感性材料的角度来解读电视主持人所应具备的素养。电视节目主持人作为时代发展的前沿见证者，他们在书中讲述了节目背后的故事，用个人视角的历史事件微叙述书写了大众熟悉又不熟悉的一段青春和一个时代，也揭开了名主持人日常生活的神秘面纱，讲述自我的奋斗历程与成功感悟，传递一种社会正能量。但对电视主持人出书的评价，赞美者誉之为“畅销书的新贵”，贬斥者称之为“贫血书”“文化垃圾”。本书将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或许是一个十分有意味的课题，但同时是一个充满了挑战性与问题性的课题。

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不仅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呈现出多样和矛盾的力量的纠缠与合谋，而且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时常显示着现实社会中那些未经发现的、模糊的文化象征符号。这是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的魅力所在，也是阐释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但同时，以此为研究对象也意味着一种挑战，电视主持人出书是一个在当代图书出版语境中颇受争议的对象，对于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社会各方的立场与观点大相径庭，这恰好又一次证明这个研究课题意味丰富。本书将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置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简要梳理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得以产生的文化生态以及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的内在特性、畅销机制，剖析社会多种文化力量与电视主持人出书现象的关联，我们便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对中国当代这一重要的出版文化现象和大众畅销书现象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体悟。

书籍介绍

焦敬华，河南安阳人，文学博士，现为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大众传媒文化。近五年在CSSC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多项、国家级课题和省部级课题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