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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窗法雨》(第2版)以亲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谈西方法律文化，对似乎是信手拈来的法律现象材料进行点拨评说，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问题。

序：小文论方圆苏格拉底的慎重法上“法”法律的缺陷与人的智慧法治的假设前提“半法治”与“全法治”政府旁边的法院政府的承诺“上下关系”还是“契约关系”？法院的审查权力少数人的权利女人和男人一样？俄勒冈州女工的胜利权利：天生的和永恒的死刑的存废善良违法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要航运业的命运公法与私法法律内外的平等法律与公正恶法非法法律就是“强制”？正义的“自然性质”自然而然的事情法律与人类本性法律和规律地理环境中的法律活的法律白纸黑字背后隐含的法律规则法律的条文与目的法律中的大众准则一般公民的陪审团一般规则之下的自由裁量包细亚的智慧“区别”的技术道德的法律强制馅饼的增大官司的成本计算 法官嘴里的法律法律=具体判决法律的双刃性法律的“矛盾”法律的最终效力为什么要遵守法律？法律形式上的正义法无明文不处罚无罪推定照老规矩办私领域中的程序第一法院的“救济”天平上的权力与权利“片警”的援助义务无效的诱供官方面子因势利导的缘由你说什么法官裁断什么“事实”和“证据”这两个词自由心证法庭上的“对抗”证人的麻烦防患于未然没有过错的犯罪辛普森的命运泾渭分明“公平的”责任分担合同中的“暗含条款”痛苦与赔偿自扫门前雪牛和熊结婚前的“考验期”再婚的“等待期”反省的能力(结束篇)附录民众之中的法花生仁儿法律中的雄辩？域外沉默权一瞥追踪法律的效力理解法律的新视角

北京人。曾为解放军侦察兵，后为建筑设计绘图员。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法学院做过访问学者。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法学著作多部，发表论文若干，并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文汇报》等报刊辟有法学随笔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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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仅要关心大多数人，还要关心少数人，因为法律是跟所有人有关的。少数人的权利同样是一种应该予以承认的权利。少数人的权利有时候也会变成多数人的权利。

大约30多年前，有个叫比撤诺的法国人在巴黎郊区看中了一幢房子，想把它买下来，便与原业主哈顿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契约。有趣的是，当地有个奇妙的商业惯例，不论你买什么，都要用自己的一根头发作为担保，就是说，用自己的头发当做保证交给对方，如果说话不算数，头发就归由人家任意处置了。

　　比撤诺心急火燎，志在得房。契约刚刚落定，他便立即将钱如数奉上，而且郑重地剪下自己的一根头发，双手交给哈顿。

　　说来也巧，房地产市道没过多久就颇为看好，比撤诺要买的那间房屋市价不断翻新。按合同约定，交房的日期渐近，比撤诺还为此而彻夜不眠。

　　谁知，在交房那天，哈顿皮笑肉不笑，装出一副非常歉意的样子，说：“实在对不起!房子不能卖给你了。因为，尽管我现在很想要钱，可是我更需要这幢房子。”当然，哈顿完全承认自己毁约了，承认自己大错特错，并表示补偿比撤诺的一切损失。

　　比撤诺只好要求对方退款、赔款，退还自己的那根头发。哈顿也算爽快，退了钱也赔了钱，但是，就是没有退还头发，还居然说他根本没有拿到头发。比撤诺怒气冲天，为了要回自己的一根普普通通的头发，决定去法院告他一大状。

　　比撤诺对法官说：“对一般人来说，头发算不得什么，但是现在那根头发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因为，它是我的信誉的象征。我死活都要收回头发!”到底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了20多年，法院终于判决比撤诺胜诉，而且对哈顿说，如果他不还头发，“后果将是严重的”。哈顿最后乖乖地将头发完璧归赵。

法治的精义不在于凡事必诉，而在于在各种治理手段并存的情况下，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

对待自己认为不公正的法律，态度要慎重。理由是，人们要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有些法律当然不好，甚至可恶，但是如果因此便可以将法律随意戏弄，那么可能人人都会找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

所以，有些西方人相信，必须慎重对待自己认为不好的法律。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便容易导致没有理性没有秩序而只有暴力。

西方人一般相信，纠正以及防止政府犯错误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以权力制约权力”首先表现在法院存在于政府旁边。如果法院存在于政府之中，那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及其人员的“道德自律”了。

所有的法律都有自己的目的，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如果立法者在立法时不知道为了什么，那么我们会说他是非理性的。同样，如果司法者在司法时不知法律条文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会说他是非理性的。所以，有的西方人认为，法律不仅是条文，它还包括目的；司法时不仅要看条文，而且要想目的。

依此之见，严格依法办事就不应该处处惟条文是举。将目的视为法律的一部分，法治才可能会更具理性。

西方人（在某些国家）还是把陪审团这玩艺儿留下来了，因为他们有时是这样思考的：在确定有关案情证据的时候，需要的恰恰不是极为理性的冷峻，而是一般人们的常识感觉，因为后者更为可能贴近案情的实质。

他们还认为，从更深的层面上看，现代社会的法律运作（主要是审判）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和权力集中化，越来越被法学家、法律家这样一个文化阶层所把持，这个阶层通过法律的解释和证据的解释使审判几乎变成了精英文化的场所，于是，最初人们设想的“法治”便逐渐脱离了其所依赖的“民主”这个基础。换句话说，法学家、法律家总代表着一种精英文化，而一般百姓肯定代表了平民文化，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引起了审判中“法治”与“民主”在一定程度上的分道扬镳。怎么办？恐怕只有在审判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民众的声音，并以此保持法制与民主的相互联...

对待自己认为不公正的法律，态度要慎重。理由是，人们要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有些法律当然不好，甚至可恶，但是如果因此便可以将法律随意戏弄，那么可能人人都会找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

所以，有些西方人相信，必须慎重对待自己认为不好的法律。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便容易导致没有理性没有秩序而只有暴力。

这种世俗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则的观念，在西方的整个文化历史中极为盛行。西方人时常以这种观念为武器，批判现实社会中不完善的法律。他们认为，当世俗法律和更高的法则发生冲突的时候，更有义务去服从后者。这样才能防止世俗社会中有人利用法律造成专制。

在西方人看来，安提戈涅的最后命运是不重要的，她的行为的选择的意义才是重要的。人无法摆脱世间命运的安排，但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选择自认为更好的法律秩序。

书籍介绍

《西窗法雨》(第2版)以亲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谈西方法律文化，对似乎是信手拈来的法律现象材料进行点拨评说，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