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 pmlz pdf mobi 地址 cbz 下载 epub 百度云

在进入近代以来的百年间，中国与西方国家除了在外交、军事、经济方面的不平等交往外，中西之间的文化交往始终没有中断过，各种人群在其间发挥了不同作用。海关洋员作为一个具有跨文化背景的群体，在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他们的活动也促成了既有现代资本主义气息又有传统封建特色、中西文化合璧的中国近代海关文化。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近代海关洋员群体与中西文化传播。创新之处在于：首次系统地研究中国海关洋员群体的文化传播活动；首次从全球化视野解读海关洋员群体在中西文化传播方面的历史活动。该项具有丰富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的研究，有助于改变传统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偏重政治经济角度进行海关制度沿革史研究的现象；有助于填补中国海关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某些空白；有助于拓展和推进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海关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同时，对西方学界流行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进行了适当回应和批判，不仅为全球化理论体系提供丰富的历史实证和思考，而且对当今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和谐文化建设不无启示。

本书主要从九个方面展开论述：先是总体分析海关洋员群体的组成和功能，然后从文化维度依次考察海关洋员在西洋物质文化东传、西学东渐、西医传播、制度创新、汉语学习、国际汉学、海关贸易报告、世界博览会等方面的历史活动，最后从文化全球化视角分析解读海关洋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作者通过对翔实历史资料分析后认为：海关洋员所处的正是西方对外殖民扩张的早期全球化时代，其文化传播活动对中西方社会起到双重历史作用，一方面促进了中西文化间的对话、交流与相互沟通，另一方面也未摆脱早期全球化进程赋予的西方强权色彩。因此，既不能因文化传播方面的积极因素掩盖其对当时中国的侵略性和危害性，又不能因文化传播方面的消极因素而片面强调其文化侵略和霸权色彩；既不能将海关洋员等同于“文化侵略”者，又不能将其美化成“文明使者”，而应视其为“桥梁”中介角色。

关键词：中国海关洋员；文化传播；桥梁；全球化视野

第一章　导论：一个全新视野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第三节　研究意义

第四节　理论视野及方法

第五节　文献资料及相关成果

第六节　概念与框架

第二章　大门口的客卿——海关洋员群体组成、分布、地位及其功能

　第一节　总税务司募用海关洋员特权的产生

　第二节　海关洋员的招聘及来华动机

　第三节　海关洋员的分布及群体组成

　第四节　海关洋员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

　第五节　海关洋员群体的社会功能

　第六节　海关洋员的社会交往关系：文化传播的重要前提

第三章　海关洋员与西洋物质文化东传

　第一节　海关洋员与西式海务设施

　第二节　海关洋员与中国海军舰艇

　第三节　海关洋员与中国邮电

　第四节　海关洋员与中国路矿

　第五节　海关洋员与海关西式建筑群

　第六节　其他西洋物品的东传

　第七节　小结：现代西方文明的硬着陆

第四章　海关洋员与西学东渐

　第一节　海关洋员与西学教育

　第二节　海关洋员与其他西学传播机构

　第三节　海关洋员与游学考察

　第四节　海关洋员与新式传媒

　第五节　海关洋员与西学译著

　第六节　小结

第五章　海关洋员与西方医学在华传播——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的一个例证

　第一节　海关洋员与中国海关医疗管理系统

　第二节　海关洋员与中西医对话：透过译著及传媒杂志

　第三节　海关洋员与西医教学

　第四节　海关关医及其在华医疗实践

　第五节　海关洋员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

　第六节　海关洋员传播医学的作用及文化意义

第六章　 海关洋员与海关制度创新——西方制度文化的传播环境

　第一节　海关洋员的制度创新

　第二节　内班与外班：中国海关人事管理制度分析

　第三节　制度与环境

第七章　海关洋员与汉语学习——跨文化交流的钥匙

　第一节　总税务司对洋员学习汉语的重视

　第二节　海关洋员与语言工具书的编纂

　第三节　动机与效果：透视海关洋员的汉语学习

第八章　海关洋员与国际汉学

第九章　海关洋员与海关贸易报告

第十章　海关洋员与世界博览会

第十一章　结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附录一　近代中国海关部分洋员名录

附录二　参考文献

后记

詹庆华，1965年生，浙江东阳人。厦门大学博士毕业。师从陈诗启和戴一峰教授。先后在泉州、厦门、童海等地海关任职，期间曾借调海关总署办公厅、关税司、加贸司工作。多年从事保税监管工作，参与多项*课题研究、海关保税监管改革指导方案及分步实施方案的撰写。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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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一个全新视野

海关是国家设在对外交往出入口的管理机构，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海关大多设在条约通商口岸或中国自开的商埠，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交会点上，是西方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或通道之一，它见证了那个时代中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历史。这一时期，中国海关主要由外籍税务司控制管理大权，海关洋员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活动内容之繁杂、组织管理之严密，是同时代中国盐务机构、大学、洋务企业、外资在华企业、教堂等部门或单位聘用的外籍人员无法相比的。众多海关洋员自成一体，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洋员群体，他们与来华外籍军人、外交人员、传教士、商人、间谍等有不同之处，作为中国政府聘用的“客卿”也有别于海关华员同人或中国政府其他官僚。虽然这一群体在20世纪中叶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是对他们的评价，中外学者至今仍各执一词，有着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一则认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帝国主义帮凶和代言人”；一则认为是“中国人民福利的代表”，“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西方文明的使者”。其实，中国政府聘用海关洋雇员，并没有要求他们放弃对自己祖国的效忠，因而不应苛求洋员完全站在中国政府立场上肩负“现代化”的职责去做彻底的“爱（中）国主义者”，作为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客卿”，要求其彻底站在西方殖民者立场为列强服务、完全违背或不顾中国方面利益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中外政府都没有规制他们跨文化生存的权利和剥夺他们促进东西两种文化沟通互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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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播中的回流現象在歷史上是常見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傳播就是雙向互動的，其交流方式也多種多樣。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曾説過：「傳教士們逐漸地變得欣賞起中國文化傳統並被其所影響。他們試圖在這種文化中扮演學者的角色，進而影響和改造這種文化。他們發現自己在雙向通道上忙碌。他們把中國的形象傳遞給西方，同時又在幫助形成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觀點。」其實在海關洋員身上同樣出現類似現象，他們在回流通道中做了大量有意無意的工作，不斷向西方傳遞中國的最新資料和信息，為西方瞭解中國開啓了一扇窗戶。他們除了扮演西方文化在華傳播者外，還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者和傳播者。因此在海關洋員介入的文化傳播活動中，既有「西學東漸」的内容，也有學姐關注不多的「東學西引」成份，中國文化在當時雖處於弱勢但也走向了世界，為西方世界所瞭解。這與海關洋員的中介分不開。他們利用當時各種方式和媒體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在西方漢學星期和發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關於關員的退休養老保障問題，赫德時期首創了養老儲金制度，「中國機關之有養老金制度，亦創始於海關」。赫德規定：凡在中國海關工作滿三十年可以申請退休（自動退休），凡工作滿三十五年或年滿六十歲的職員必須退休（强制退休），退休金係一筆整款，一次發給，領取此項退休金的人，只限於參加退休基金儲蓄的人，凡參加退休基金儲蓄關員，每月扣存本人薪水的百分之六。

在總稅務司通令的統一指導下，各地海關稅務司審慎地處理與海關監督關係，在權力上基本架空後者的同時，又一直保持着對後者的尊重，工作之餘還保持着互訪和問候，雙方關係在一個世紀裏基本沒有發生衝突和不愉快情事，在涉及海關事務能相互關照，共同參與，而不是互相拆臺。民國以後，總稅務司還提醒各關稅務司每半月至少會晤監督一次，為明確兩者關係；特別制定了關於海關監督與稅務司辦事權限的四條規定。在海關監督一職撤銷之前，海關洋稅務司與當地海關監督的關係一直保持不錯，這在各關稅務司工作移交備忘錄中寫得十分清楚，他們相互尊重，定期拜訪或互通信函，商量通報情況，處於友好合作狀態。在國民政府時期，因經費關係，監督公署被中央政府裁撤後，監督還與洋員一道在稅務司公署合署辦公。在時局動蕩之時海關監督一般都會求助於洋稅務司，有的還稅務司家中避難。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現代化進程有着非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要從西方學習現代化的知識和經驗，另一方面，要實現現代化又必須完成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實現民族國家獨立自主的前提任務。在這種矛盾交織的進程中。「西學」就成了各個時期不可或缺的時代主旋律，「師夷長技以制夷」等成了當時先進中國人學習西方的主題。因此，作為中國政府聘請的外籍雇員，海關洋員憑着他們跨文化的背景和熟悉中西文化的有利條件，從事了許多有利於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國當時洋務派，維新派等人士的西學渴望和需求，同時也有利於西方管理制度的傳入中國，成為異文化在華傳播的通道之一。儘管海關洋員的西學傳播活動行為有其複雜動機，但與中國近代仁人志士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大勢有着某些共同之處。

海關洋員憑着其參與的新式教育機構（同文館、學堂等）、新聞傳媒以及印刷出版機構（造冊處、同文館印書局和廣學會），在傳播西學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海關擁有當時西學「三駕馬車」中的兩駕，有利於海關洋員向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總稅務司赫德既是一個新式教育機構的「教父」，又是三個出版部門的「教父」，海關洋員的西學傳播豐富了中國近代文化内涵，促進了中國近代教育和學術文化的發展，推動了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向中國傳播，為中國培養西學人才創造了有利條件。海關洋員的西學傳播活動，順應了當時西方文化傳播擴張的主流和中國面對挑戰產生的内部改革需求，他們的行為與中國内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行為有異曲同工之效。他們在中西文化之間架起了中介橋樑，為西方科技文化知識在中國落地生根做了大量本土化工作，有利於改變「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這一中國古訓描述的封建文化生態。

可見，海關貿易報告内容十分豐富，幾乎無所不包。各海關報告大部分在規定時間内完成上報。一八六四年以前，海關的各種貿易報告和統計表由各關就地印刷，從一八六四年開始，一律集中在上海印刷，赫德要求關貿易報告（含一八六三年報告）及時送（上海）江海關稅務司，由江海關負責印刷出版，一八七三年開始該項工作正式轉歸新成立造冊處的稅務司主管。直到一九四九年，海關造冊處（一九三二年後改成海關統計科）一直承擔各類貿易報告的編輯校對，印刷出版及對外發行等繁雜工作。

由於晚清政府和民國初期對這類信息的公布沒有明確的管理辦法，也沒有專門的政府出版印刷機構來承擔貿易報告的印行工作，更沒有視其為國家主權的組成部分，當時中國政府也談不上有這方面主權管理意識。當然，總稅務司成立造冊處專門印刷出版海關報告，從現在掌握的史料來看，並沒有經過國家政府有關部門任何授權和審批，而是奉總稅務司命令出版，海關出版物在其封面上大都印有“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字樣，海關貿易報告也不例外，總稅務司還授權個別海關（如天津、膠州、上海、廣州）有刊印貿易月報之權，有時稅務司在報告未公開發行之前，就出於“善意”將有關貿易數字提供給外國駐華領事，這在當時沒有違反何種規章，而按現在中國海關統計信息披露規定來衡量，確有侵權之嫌。不過像海關十年報告那樣涉及内容大大超出貿易統計數據的範疇，公開出版這類信息對國家政治、軍事、經濟和信息安全帶來多大程度的干擾和破壞，有待進一步研究分析。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根據北京關稅會議的要求，各關季報隨到隨印，逐一出版，以免失去時效性，後來又根據日内瓦國際商業統計會議要求，各國海關統計要按期出版，以資互相比較。當時中國國定稅則委員會贊同此事，財政部關務署命總稅務司署集中統計制度，按月刊印刷出版。海關總稅務司根據財政部關務署指令，...

眾所周知，中國近代海關是一個以條約為前提，並主要以履行條約為職責的特殊機構，關稅大多用於抵押和償付債賠，作為債賠的經手者必須有一定的透明度，另外，根據清朝政府與有關國家簽訂的借款合同，總稅務司的人選也與各國對華貿易量有關，所以海關報告必須及時準確提供各國對華貿易的份額，為確定總稅務司一職應由何國人擔任提供參考，

媒体评论

中国近代海关作为19世纪西方全球扩张历史情势下产生的特殊机构，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当时中西社会产生影响外，在文化传播、交流方面的作用不客忽视。作者选择独特视角对近代中国海关外籍职员进行全新解读，足以引起人们对这一特定人群的重新认识，有助于推进中国近代海

书籍介绍

《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主要内容：在进入近代以来的百年间，中国与西方国家除了在外交、军事、经济方面的不平等交往外，中西之间的文化交往始终没有中断过，各种人群在其间发挥了不同作用。海关洋员作为一个具有跨文化背景的群体，在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他们的活动也促成了既有现代资本主义气息又有传统封建特色、中西文化合璧的中国近代海关文化。《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近代海关洋员群体与中西文化传播。创新之处在于：首次系统地研究中国海关洋员群体的文化传播活动；首次从全球化视野解读海关洋员群体在中西文化传播方面的历史活动。该项具有丰富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的研究，有助于改变传统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偏重政治经济角度进行海关制度沿革史研究的现象；有助于填补中国海关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某些空白；有助于拓展和推进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海关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同时，对西方学界流行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进行了适当回应和批判，不仅为全球化理论体系提供丰富的历史实证和思考，而且对当今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和谐文化建设不无启示。

《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主要从九个方面展开论述：先是总体分析海关洋员群体的组成和功能，然后从文化维度依次考察海关洋员在西洋物质文化东传、西学东渐、西医传播、制度创新、汉语学习、国际汉学、海关贸易报告、世界博览会等方面的历史活动，最后从文化全球化视角分析解读海关洋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作者通过对翔实历史资料分析后认为：海关洋员所处的正是西方对外殖民扩张的早期全球化时代，其文化传播活动对中西方社会起到双重历史作用，一方面促进了中西文化间的对话、交流与相互沟通，另一方面也未摆脱早期全球化进程赋予的西方强权色彩。因此，既不能因文化传播方面的积极因素掩盖其对当时中国的侵略性和危害性，又不能因文化传播方面的消极因素而片面强调其文化侵略和霸权色彩；既不能将海关洋员等同于“文化侵略”者，又不能将其美化成“文明使者”，而应视其为“桥梁”中介角色。